“统一平台技术上可行，但需要省大数据局支持，协调难度不小。”韩副主任缓缓开口，“风险补偿池的设立，需要财政厅点头，涉及预算安排。延长使用期限……要评估企业道德风险和基金周转效率。”她看向周正和陈志远，“你们的建议有针对性，但落地需要配套政策和协调。这样，我们先在方案里把这几条作为核心优化方向提出来，同时注明需要协调的相关厅局和可能的实施路径。试点地区选择，也需要慎重评估。”
陈志远立刻接道：“韩主任考虑周全。我们回去就把这些细化建议融入到方案草案里。”
在科技厅联合调研的碰头会上，火药味则浓了许多。科技厅计划处李维、成果转化处吴处长、基础研究处孙处长，工信厅刘科长，以及两位高校科研管理负责人围坐一桌。
当讨论到中试平台建设模式时，分歧立刻显现。
成果转化处吴处长倾向政府主导：“中试平台投入大、风险高、短期难见效，完全靠市场力量，企业没这个动力，也承担不起失败风险。必须由政府牵头，财政兜底，建设几个高水平的公益性平台，面向社会开放服务。”
东海大学科研院的王副院长立刻反驳：“完全政府主导？效率低下、脱离市场的老路不能再走了！高校有技术，有部分基础条件，但缺乏产业化的经验和市场嗅觉。企业化运营才有效率！可以由政府引导，联合有实力的大企业或专业化运营公司，采取市场化机制运作，政府给予初期建设和运营补贴。”
工信厅刘科长则更关心产业需求：“不管谁主导，平台建在哪、服务哪些产业最迫切？我觉得应该优先建在产业集聚区，比如临港化工园、东湖生物医药谷这些地方，才能贴近需求，服务企业。”
“钱呢？”基础研究处孙处长推了推眼镜，“高水平中试平台，一套核心设备动辄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省里财政能拿出多少？全砸在这上面？其他基础研究项目还要不要支持？”
李维听着各方争论，脸上又浮现那种温和疏离的表情，偶尔插一句“大家说的都有道理”、“需要统筹考虑”，却始终不表态。
周正坐在陈志远旁边，快速记录着各方观点和争议焦点。他发现，争论的核心卡在几个关键点：投入主体与责任边界（政府vs市场）、选址布局原则（产业需求vs资源均衡）、资金来源与持续性（财政投入vs市场造血）、以及如何调动高校和企业的积极性（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
会议陷入僵持。陈志远清了清嗓子，试图引导：“各位领导，大家的意见都很有价值，也反映了平台建设面临的真实复杂性。我们这次调研的目的，不是现在就要定下唯一模式，而是要把这些不同路径的利弊、实施难点、所需的配套政策，都梳理清楚，供省领导决策参考。比如，政府主导模式适合哪些领域？企业化运营模式又需要哪些政策保障？混合模式如何设计权责？……”
周正适时补充，将笔记本转向众人：“根据前期企业调研和案例收集，我认为有几条原则可能是共识：一是平台必须紧贴产业需求，选址要优先考虑产业集聚区；二是无论哪种模式，都需要稳定的、可持续的投入机制；三是需要明确的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规则，否则高校和科研人员没有动力把成果拿出来转化；四是平台自身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运营能力和市场开拓意识，不能变成纯粹的‘设备保管员’。”
他列举了几条原则，虽未直接解决争议，却将混乱的讨论引向更结构化的框架。李维的目光在周正脸上停留了一瞬，其他几位争论者也不由自主地看向他列出的那几条。
“小周同志总结的几点，确实值得我们在后续讨论中深入思考。”李维终于开口，算是给僵持的会议一个台阶，“这样吧，我们科技厅内部也再研究一下，结合大家的意见，争取在下一次联合会议前，拿出一个关于建设模式利弊分析和初步建议的提纲。”
走出科技厅大楼，陈志远长长吁了口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深水区啊……每一脚下去都是泥。”
周正没说话，只是将笔记本上记录的密密麻麻的争议点和周正自己提炼的原则又看了一遍。不同部门、不同立场的利益诉求和惯性思维，如同纵横交错的暗流。要找到那个能被各方勉强接受的平衡点，需要在数据和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更精密的权衡与设计。方案草案的轮廓在他脑中逐渐清晰，同时也意识到，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这份凝聚了复杂博弈与妥协的方案，最终获得推动它前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