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安静下来。
“1914年，我在星城第一师范读书，他是兼课老师，教军事理论。那时他20出头，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但讲课很平和，没有旧军人的架子。”人民的声音有些悠远，“有一次课后，我问他：李先生，您觉得华夏怎样才能强大？”
他顿了顿，仿佛回到那个年轻的午后。
“他说：人民同学，这个问题很大。但我认为，第一要统一，第二要工业化，第三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我说：那农民问题呢？土地问题呢？他想了一会儿说：你说得对，这是我没想到的。军队和工业很重要，但基础还是老百姓要吃饱饭。”
人明又点起一支烟：“那时我就觉得，这个人虽然站在统治阶级那边，但至少……愿意听不同意见，愿意思考。后来他去了黄埔，跟了大队长，走了另一条路。但听说在黄埔，他讲课还是强调‘军人为民’，不是为某个人、某个党。”
他吸了口烟，看向周明：“周明，你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吧？”
“听过。”周明点头，“他讲《军人伦理学》，说‘军人的忠诚，首先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然后才是对长官的忠诚’。这话在当时很大胆，因为大队长正强调‘绝对服从’。”
“所以这个人，”人明敲了敲烟灰，“有他自己的原则。抗日时期，他打得不错。内战时期，他消极对待。最后时刻，他让部队放下武器，减少流血。这些，都是事实。”
总政治部副主任欲言又止。
人明看出来了，摆摆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功是功，过是过，政策是政策。我的意见是：该送功德林，还是要送。”
与会者都有些意外。
“但是，”人明话锋一转，“送进去，怎么对待，是另一回事。李宇轩和其他战犯不一样。第一，他抗日有大功。第二，他保护过我们的同志。第三，他在最后时刻做了正确选择。所以，我的意见是：送进去，走程序，但内部要特殊关照。”
他看向总政治部：“你们担心下面有意见？那就把道理讲清楚。抗日有功的，我们永远承认；做过好事的，我们永远记得。但历史问题要处理，程序要走。送进功德林，不是要整他，是要保护他——现在外面还有国民党特务想救他吧？”
周明接话：“确实。我们得到情报，军统有一支特别行动队潜入大陆，目标之一就是‘清除叛将’。李宇轩如果不在我们控制下，反而危险。”
“所以，”人明总结，“送功德林，对外体现政策的严肃性，对内实际是保护。等过一段时间，局势稳定了，再考虑下一步。你们看怎么样？”
没有人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