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纪委办案点的询问室，灯光是惨白的。空气里有陈旧纸张、劣质茶叶和某种无形压力的混合味道。江建集团第三标段前材料科长刘振海坐在硬木椅子上，已经连续接受了十二个小时的询问。他脸色灰败，眼袋浮肿，但嘴巴依然很紧。
“……都说过了，水泥的事情，是‘江海’那边以次充好，质保书是假的。我疏忽了，没仔细核验。养护……那几天太冷，保温棉可能被风吹开了，工人没及时覆盖。我监管不力，我认。”刘振海的声音干涩，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
负责询问的省纪委三室副主任老周，五十多岁，面相敦厚，但眼神很锐。他不急不躁，喝了口浓茶，翻开面前一个普通笔记本大小的册子，推到刘振海面前。
“刘科长，看看这个。眼熟吗？”
刘振海瞥了一眼，是几页泛黄的记录，手写的数字和代号。他瞳孔微微缩了一下，但很快摇头：“没见过。这是什么？”
“没见过？”老周拿起册子，念道：“07年9月，3号库，P.O 42.5，200吨，实发32.5，差价补A。07年11月，高速路项目，螺纹钢12mm，国标下限，按优质结算，返B点。08年4月，那个部队仓库项目，特种灌浆料，强度C50，实测C40，处理意见：已协调……”
刘振海的额头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这些都是“江海建材”以前用过的内部暗语和记录，A、B代表不同的返点渠道和经手人。这个本子，不是应该在老板手里吗？
“这是从你前妻的姐姐家，她出租的那个储藏室废纸堆里找到的。”老周语气平淡，“你离婚时，有些东西没处理干净。哦，对了，你儿子在澳洲读书，每年开销不小。你前妻账户上，从三年前开始，每个月固定有一笔来自香港的汇款，汇款方是一个慈善基金会。挺巧，那个基金会的主要捐赠人之一，好像也姓郑。”
刘振海的身体开始微微发抖。儿子是他的软肋，也是他当初被拉下水的诱饵之一。
“刘振海，”老周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你以为你扛着，背后的人会保你？‘江海’的老板已经跑了，现在全中国通缉他。香港那边，我们也在查。你在这里讲义气，你儿子在那边，每个月拿的可能是‘封口费’，也可能是‘买命钱’。等事情平息了，或者风向变了，你猜，是留着你这个活口好，还是让你永远闭嘴好？”
汗水顺着刘振海的脸颊流下来。心理防线在一点点崩塌。
“我现在给你机会，是救你，也是救你儿子。”老周把语气放缓，“把事情说清楚，谁指使的，怎么操作的，钱怎么分的，还有哪些工程用过‘江海’的次品料。立功，可以减刑。你儿子的安全，国家可以管。顽抗到底，等我们查出来，或者等外面的人觉得你没必要留了，那是什么后果，你自己想。”
沉默。漫长的沉默，只有空调的低鸣和刘振海粗重的呼吸。墙上钟表的秒针，一格一格跳动，声音清晰。
终于，刘振海抬起头，眼睛布满血丝，声音嘶哑：“我……我说。给我支烟。”
同一时间，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的一间作战室里，烟雾浓度不比纪委询问室低。墙上挂着巨大的关系图，密密麻麻的线条连接着人名、公司名、账户号。“江海建材”在中心，向外延伸出数十条线。
“查清楚了，”一个年轻侦查员指着屏幕，“‘江海建材’近三年超过五百万的采购款，最终有超过60%，通过至少五层壳公司，流入了三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基金。这三家基金的合伙人名单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虽然只占很小股份，但很关键——郑国权的堂弟。”
“资金出境后，有一部分以‘投资’名义，进入了国内几家房地产和矿业公司，这些公司的实控人，与江建集团以及省内其他几个大型建筑国企的高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学、同乡、战友，甚至亲属。”另一个侦查员补充。
“典型的围猎。”经侦总队长面色冷峻，“用次品材料赚取暴利，利润通过复杂渠道洗白出境，再以‘外资’或‘投资’身份回来，与国企内部人勾结，承接更多项目，形成利益输送闭环。‘江海’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工具，一个白手套。”
“那个跑路的老板，可能就是知道这个闭环太多内情，所以才被安排跑路，甚至……”年轻侦查员没说完。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协调国际刑警，发红色通报。同时，对他国内的所有关系人，实行监控。他不可能凭空消失。”总队长下令，“重点查那几家接受‘外资’的房地产和矿业公司，查它们的股权变更、项目审批、银行贷款。看看有没有违规操作，有没有利益交换。”
另一组侦查员正在追踪“江海建材”的供货记录。陈国华老人提供的线索打开了突破口。他们调取了近十年省内所有重点工程，特别是桥梁、水库、电站、军工配套项目的材料档案，与“江海”的出货记录交叉比对。工作量巨大，但借助刚刚建成的全省工程材料监管信息平台，效率提高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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