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的座位，唐建科没有立刻动笔。他将那叠沉甸甸的稿纸放在桌面正中央，旁边铺开一沓新的稿纸和两支削好的铅笔。他没有急于翻看需要修改的内容，而是先闭上眼睛，将身体深深陷入椅背，整个人如同老僧入定。
他需要将赵建国办公室里的那场点拨，那每一个字、每一个语气，甚至是当时空气里流动的那种醍醐灌顶的氛围，原原本本、毫无损耗地在脑海里重放一遍。这不是简单的回忆，而是一种精神的“反刍”和“内化”。
“文似看山不喜平，语须惊人方有力。”
赵建国写在扉页上的这十四个字，如同洪钟大吕，在他心中反复回荡。他咀嚼着“不喜平”的含义——是节奏，是起伏，是悬念，是避免平铺直叙的沉闷。他品味着“惊人方有力”的份量——是冲击，是震撼，是直击要害，是让人听过之后无法忘怀。
点拨的核心要点，他也一条条清晰地梳理出来：
注入情绪牵引：用设问、反问等方式，将客观陈述转化为心灵拷问。
追求形象尖锐：用更具画面感和冲击力的词汇，取代程式化、钝化的表达。
提升结尾气势：将常规要求升华为使命号召，凝聚共识，激发行动力。
思路已然明朗，如同夜航中看到了灯塔。但知道方向和真正驾船抵达，是两回事。现在，他需要化身最苛刻的工匠，对自己一手搭建起的这座“建筑”，进行一场近乎残酷的“精装修”。他知道，这过程绝不会轻松，甚至可能比最初的创作更加耗费心神。
深吸一口气，他睁开了眼睛，目光沉静而坚定。他翻开了稿件的首页，从标题开始，逐字逐句地重新审阅。这一次，他的视角完全不同了。他不再仅仅是内容的构建者和检验者，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语言音响师”和“情绪导演”。他的耳边，仿佛响起了赵建国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在对他写下的每一个句子进行着评判。
第一处硬仗，依然是开篇。
原句：“同志们，今天这个会，首先是一个警示会、反思会。在我们通常看到的‘事故起数下降’的成绩单背后，隐藏着一个必须高度警惕的信号：去年，我县因安全生产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同比上升了X%！这是血的教训，更是对我们工作的严厉警示！”
唐建科看着这段自己曾颇为得意的开头，现在却觉得它像一块棱角分明但缺乏雕琢的璞玉。问题在哪？赵主任已经指出了，“死亡人数上升”这个事实陈述后，缺乏情绪的牵引。它只是在告知，却没有拷问。
如何拷问？
他提起笔，在原句下方空白处写道：
“这冰冷的、上升的百分比，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设问，引导听众思考。）
他停顿了一下，觉得力度还不够。光是引导思考，还不够“惊人”。他需要更强烈的画面感，更直接的情感冲击。
他划掉刚才写的，重新落笔：
“这上升的百分比，不是纸面上枯燥的数字！它的背后，是多少个原本充满欢笑的家庭瞬间崩塌？是多少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彻骨悲痛？是多少个孩子再也等不到父亲归来的夜晚？！”（连续的追问，勾勒出具体的悲惨画面，将数字与鲜活的生命联系起来，直指人心。）
写到这里，他觉得情绪已经铺垫得足够沉重了。那么，接下来就该是雷霆般的拷问了。
他继续写道：“面对这用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我们难道还能无动于衷吗？难道还能以‘事故总数下降’来掩盖这‘死亡人数上升’的残酷现实，来麻痹自己、搪塞责任吗？！”（连续的反问，语气层层递进，如同重锤，敲打在每一位听众的心上，让人无法安坐。）
写完这一大段，唐建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有些急促，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即将召开的大会现场，感受到了那种沉重而紧张的氛围。他对比了一下原句和修改后的段落，效果立判高下。原句是冷静的陈述，修改后则是充满悲悯与愤慨的控诉和呐喊，其感染力和冲击力，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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