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唐建科诚恳的态度打消了顾虑，或许是积压已久的话需要倾诉，赵处长渐渐打开了话匣子。他从开发区的产业定位摇摆不定，谈到招商引资中“重签约、轻落地、弱服务”的顽疾；从各部门审批流程冗长、互为前置，谈到考核指标往往“唯GDP”、“唯投资额”，导致短期行为盛行，缺乏对创新和长期培育的耐心。
“有时候，我们辛辛苦苦引来的好苗子，因为在后续的审批、配套上卡壳，要么成长缓慢，要么最后被别的地方更优的环境吸引走了。”赵处长叹了口气，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上面动不动就要新亮点、大项目，可很多基础性的服务、流程的优化，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管委会机构越来越臃肿，但真正为企业解决难题的效率和能力，反而感觉在下降。”
唐建科认真地听着，不时追问细节，并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关键词，但不记具体人名和事件，以免给对方压力。他注意到，赵处长谈到某些问题时，会下意识地放低声音，或闪烁其词，暗示这些问题的背后可能牵扯到更复杂的因素和某些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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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依你看，如果要动手术，最关键、最应该先下刀子的地方是哪里？”唐建科适时引导。
赵处长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关键是机制。现在这种‘大包大揽’又‘权责不清’的机制。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比如很多社会事务；但该管的事，比如规划引领、政策配套、营商环境，又没管到位。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多干多错。如果能真正理顺管委会和市场的边界，建立一套聚焦发展、讲究实效的新机制，或许还有希望。”
这次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送走赵处长后，唐建科心情沉重。赵处长的话印证了他之前的许多判断，开发区的问题确实是系统性的机制僵化，而改革必然触及现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
周末，唐建科又以类似方式，会见了一位在开发区内从事智能制造的中型企业负责人钱总。钱总性格直爽，几杯清茶下肚，便大倒苦水。
“唐秘书长，说实话，我们选择这里，是看中了早期的政策优势。但现在，感觉门槛越来越高，隐性成本越来越大。”钱总掰着手指头数，“审批速度慢，一个项目从签意向到开工，跑断腿；各种检查、评比、会议不断，接待任务重；最关键的是，遇到点难题，找部门协调，经常是推诿扯皮，找不到真正能拍板、肯负责的人。管委会领导换得也勤，新领导有新思路，政策缺乏连续性，我们企业做长远规划心里没底啊！”
钱总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曾就一个技术更新项目的环评问题，向管委会分管领导递交过详细报告，但半年过去了石沉大海，后来辗转得知，是某个处室因为部门规章理解分歧而卡住，却无人主动协调解决。
“我们这些企业，就像是在一个看似华丽却运转失灵的庞大机器里求生存，很多时候感觉有劲没处使。”钱总的苦笑中充满了无力感。
唐建科默默记录着，这些来自市场最前沿的鲜活案例和切肤之痛，比任何汇报材料都更具冲击力。他清晰地看到，开发区的体制机制问题，正在实实在在地损耗着发展效率，消磨着市场信心。
几天内，通过几次这样低调而深入的访谈，唐建科对开发区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文件和汇报层面，而是有了血肉般的真实感。他获取的信息相互印证，勾勒出一幅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激励机制失灵、营商环境亟待改善的清晰图景。他也敏锐地察觉到，在这些问题背后，盘根错节地存在着部门利益、人员素质、以及可能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
每次访谈结束，他都会独自在办公室呆很久，将获取的信息去芜存菁，梳理出问题的逻辑链条和关键节点。他让顾伟民将访谈记录整理成高度概括、隐去一切可识别信息的内部素材，仅保留问题和建议本身。
这场“静悄悄”的调研，如同一次深入敌后的侦察，让唐建科掌握了大量一手情报，为起草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