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的目光，如同穿透夜幕的探针，锁定了殡仪馆主楼那个闪烁的光点。
看来今晚，有人需要亲自体验一下，被自己常年操控的火焰“净化”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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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斌推开馆长办公室的门时，墙上的挂钟指向晚上十点四十五分。
殡仪馆的主楼里很安静，走廊的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光线惨白，将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他五十一岁，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九年。
九年里，他见过太多死亡，也亲手送走过太多“不该存在”的人。
办公室不大，陈设简单。
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把皮质转椅，靠墙立着两个文件柜。
桌上除了一台电脑、一部电话，还摆着一个黄铜镇纸，镇纸被摩挲得锃亮，表面雕刻着模糊的莲花纹路。
谢文斌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在办公桌后坐下。
他没有开大灯，只拧亮了桌角那盏绿色玻璃罩的台灯。
光线昏黄，勉强照亮桌面一角，让房间的其他部分沉入更深的阴影。
窗外是殡仪馆的后院，再远处是火化车间的轮廓。
夜色中，火化炉的烟囱像一根沉默的手指，指向没有星星的天空。
谢文斌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
打火机的火苗窜起，照亮了他疲惫的脸，随即熄灭。
他深吸一口，烟雾从鼻腔缓缓呼出，在昏黄的光线下缭绕。
烟是特制的，加了点薄荷，能压住殡仪馆里那股若有若无的、混合着消毒水和某种更深沉气息的味道。
但他知道，有些味道是压不住的。
就像那些“特殊遗体”带来的记忆。
第一次接触“那种生意”，是八年前。
那时他刚当上馆长不到一年，殡仪馆效益一般，上面拨的经费有限，员工的奖金发不出来，设备老旧，火化炉经常出故障。
他每天焦头烂额，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想拉点“业务”创收。
一个周三的下午，他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陈主任的朋友”，语气很客气，说有一具“特殊遗体”需要尽快处理，希望殡仪馆能提供“加急服务”，费用好商量。
谢文斌起初没多想。
殡仪馆偶尔会接到一些“加急”单子，比如外地人死在本地，家属急着运回老家，或者某些需要尽快火化的情况。
他问了基本情况，对方说遗体已经在运来的路上，大约半小时后到。
“死亡原因？”谢文斌例行公事地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说：“意外。高处坠落。尸体……不太完整。家属希望尽快火化，不留骨灰，不举行仪式。”
谢文斌皱了皱眉。
“不留骨灰”的情况很少见，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就算撒海也要有个骨灰。
但对方紧接着报了一个数字。
“加急处理费，五万。现金。”
谢文斌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
五万。
当时殡仪馆一个月的净利润还不到三万。
“另外，”对方补充，“如果处理得干净，没有后续麻烦，以后类似的‘业务’，我们可以长期合作。价格可以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