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侨民拖拉机手在日记中写道：“每天驾驶拖拉机在黑土地上耕作，看着成片的荒地变成良田，能获得足够的口粮与工分，这种踏实的生活，比战争中的颠沛流离好太多了。”
在所有俘虏中，锦州战役俘获的1万多名日本第四师团士兵，成为了劳动改造的典范。这支部队素有“大阪师团”之称，士兵大多出身于大阪的小商小贩家庭，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精通算术、经营，更擅长团队协作与效率提升。
起初，第四师团的俘虏也存在消极怠工的情况，但当李辰推出“工分制”后，他们的积极性被彻底激发。工分制的核心规则简单直接：根据劳动强度、工作量、完成质量发放工分，1个工分可兑换1斤粮食或0.1块大洋；每月工分排名前10%的，额外奖励布匹、香烟等物资；累计工分可在战争结束后兑换现金，允许携带回国。
“这哪里是劳动改造，分明是做生意！”第四师团的俘虏们嗅到了“赚钱”的机会，骨子里的商业基因被激活。他们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分工协作：擅长算术的负责统计工作量与工分，擅长机械的负责操作与维修设备，擅长管理的负责协调分工，甚至有人利用空闲时间，优化劳动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在运输队的第四师团俘虏，组建了“高效运输组”，通过合理规划路线、轮换驾驶，将运输效率提升了30%，每月获得的工分是普通俘虏的两倍；在基建工地，他们成立“工程突击队”，承包桥梁修建任务，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前完成工期，获得了丰厚的额外工分奖励。更有甚者，他们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向管理方提出合理化建议——比如在运输路线上设置临时补给点，减少运输时间；在垦区采用轮作制度，提高粮食产量，这些建议被采纳后，不仅提升了整体效率，他们也获得了额外的工分奖励。
工分制让第四师团的俘虏们“发了疯似的劳动”，他们不再把劳动视为惩罚，而是当作积累财富的途径。
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第四师团的大部分俘虏累计工分兑换的现金超过1万大洋，部分核心组织者更是身价数万大洋，成为了“富裕的俘虏”。
李辰推行工分制，不仅是为了激励劳动，更有着深远的战略布局——他深知，这些俘虏与侨民战后终将返回日本，而让他们带着财富与对华夏的认同感回国，就能在日本内部培养起一支亲华力量，为日后掌控日本奠定基础。
1945年，二战结束，根据此前的承诺，李辰允许表现良好的日军俘虏与日本侨民携带劳动积累的财富与李辰的20万大军进驻日本。此时，这些回国人员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在东北生活了六年，习惯了华夏的生活方式，认可了李辰的治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劳动积累了巨额财富，具备了改变自身命运的资本。
返回日本后，第四师团的俘虏们凭借积累的财富与商业头脑，迅速在日本的经济领域崭露头角：有人创办了贸易公司，与华夏东北开展进出口业务；有人投资制造业，利用从东北学到的技术生产商品；有人进入金融领域，成为银行高管。这些人凭借雄厚的资本与紧密的合作关系，逐渐形成了一个掌控日本经济命脉的精英群体，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以上，甚至成为日本的商业巨头。
而普通的俘虏与侨民，也凭借带回的财富，改善了生活，不少人进入政府部门、企业担任高级白领，成为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在东北的六年劳动经历，让他们对华夏抱有深厚的感情，更对李辰的实力与远见卓识深感敬佩。他们在日本社会积极传播亲华思想，影响日本的政治与舆论走向，成为李辰安插在日本的“隐形棋子”。
当李辰的势力日益强大，开始在东亚乃至世界发挥影响力时，这些在日本的亲华精英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经济上，他们推动日本与华夏的贸易合作，让小本子经济对华夏形成依赖；在政治上，他们支持亲华政客上台，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让日本逐渐向华夏靠拢；在舆论上，他们宣传华夏的发展成就，消解日本国内的反华情绪。可以说，李辰通过劳动改造与工分激励，以最小的代价，不仅获得了建设东北的劳动力，更悄然掌控了日本的经济与政治命脉，为华夏民族的崛起扫清了东亚的障碍。
日军俘虏与日本侨民的劳动改造，是李辰东北大发展计划中的神来之笔。数万俘虏与几十万侨民，在宽严并济的管控与工分制的激励下，用六年时间，为东北的交通、基建、农业、工业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加速了东北的崛起进程，让这片黑土地在1945年成为比肩山东的发达地区。
更重要的是，李辰通过这一举措，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战略远见——他没有将俘虏视为负担，而是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力量；没有简单地释放俘虏，而是为他们积累财富，培养成亲华精英，为日后掌控日本埋下伏笔。当这些曾经的敌人，成为华夏崛起的助力时，李辰的民族复兴之路，也因此变得更加顺畅。
东北的烟囱依旧林立，铁路上的列车依旧繁忙，而那些曾经的日本俘虏与侨民，已在东瀛大地上生根发芽，成为李辰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始于劳动改造的举措，最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书写了一段跨越国界、影响深远的历史，为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东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