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跳如擂鼓，掌心全是汗，但她的声音，却奇迹般地压过了最初的颤抖，以一种她自己都未曾预料的平稳，清晰地响起：
“大家好，我是导演陈诺。”
不卑不亢，甚至带着一丝冷意。
这出乎意料的镇定，让疾风暴雨般的质问声出现了瞬间的凝滞。
她没有给他们再次掀起声浪的机会，迅速接上，语速平稳，却带着不容打断的力量：“大家的问题很多，也很……尖锐。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这样，对大家都公平，也能避免误解，好吗？”
掌控节奏。
不能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化被动围攻为有限对话。这是她从方敬修那里学到的第一课：面对混乱，先建立秩序。
她没有立刻回答最恶毒的关于灭口和金主的问题，而是先看向那个质疑她与强拆案关系的记者。
“关于雍州李家的悲剧，以及李翊然先生的离世，”她的语气沉重而客观，完全剥离了个人情绪，
“我作为一名电影创作者，和大家一样，是通过新闻报道得知。我的电影《沉默的城》，源于对广泛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旨在记录时代脉搏下的个体命运。影片的创作、送审、上映，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至于李翊然先生的死因，我坚信并期待公安机关的公正调查。在此，我无权，也绝不会对任何司法案件妄加揣测，这是对法律最基本的尊重。”
切割，定性，拔高立场。
将个人与具体案件脱钩，将电影升华为普遍关注，强调程序合法，占据法律和道德高地。
那个记者显然不满，厉声追问：“你的电影直接导致了案件重启和赵志强落网！现在关键证人死了，你难道没有责任？还是说，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死无对证？！”
诱导，赤裸裸的诱导。
试图将证人死亡的责任链强行扣在她和方敬修头上。
陈诺的心揪紧了，但脸上的表情却愈发冷静。
她没有反驳，没有辩解，而是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动作，她微微侧过头，抬手，轻轻拨开了颈侧为了遮挡疤痕而特意留长的发丝。
晌午的光线，清晰地照亮了她脖颈上那道淡粉色、却依然狰狞的疤痕。
她转回头，目光直视那个记者，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平静：
“这位记者朋友，你问我有没有责任，是不是想要死无对证。” 她顿了顿，指尖极轻地拂过那道疤，动作缓慢，确保每个镜头都能捕捉到，
“那么我想反问，如果这一切，如你所暗示，是一场有预谋的掩盖或灭口，”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压抑到极致的怒意和悲凉：
“为什么，我自己会躺在雍州的医院里，脖子上挨着这一刀，差点再也醒不过来？！难道我的责任，就是用我自己的命，去演这场戏吗？！”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摄像机运转的轻微声响。
那道疤痕，在镜头特写下，无声地诉说着最残酷的真实。
任何阴谋论，在这道以生命为代价留下的印记面前，都显得苍白可笑。
陈诺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她知道，这道疤能挡住关于灭口的污蔑，但挡不住关于关系的窥探。她必须乘胜追击，解决最核心的问题。
她将目光转向那个追问金主和方姓高官的女记者。
这一次，她的眼神不再有丝毫躲闪，澄澈而坚定。
“至于我个人获得的帮助和机会，”她缓缓开口，每一个字都仿佛经过千锤百炼，“我始终心怀感激。感激那些在我迷茫时给予指引的前辈，感激青扶计划提供的学习平台。但我不接受金主，情人这类充满侮辱和臆测的标签。”
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积蓄力量，然后，用清晰无比、掷地有声的语调说道：
“于我而言，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他们是朋友，是贵人，是在我踽踽独行时，愿意为我点亮一盏灯、告诉我前路并非全然黑暗的引路人。”
她的声音微微发颤，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汹涌的情感：
“他们让我能看到更广阔的天空；他们存在本身，就是我敢于面对一切风浪时，心底最深处那份无论如何，总有一条退路的底气。这份底气，与男女私情无关，与权力交换无关，只关乎信任、指引和……一份沉甸甸的、值得我用所有努力去回报的善意与期待。”
定义关系，升华情感，剥离利益。
用朋友，贵人正面定性；
用托举，底气描述帮助的性质，完全避开权色想象；
最后落脚于信任、指引、回报，将个人情感与对方的人格魅力、提携之恩挂钩，逻辑自洽，无懈可击。
更重要的是，在灭口污蔑的背景下，强调底气和信任，是对方敬修人格最有力的无声辩护。
说完这番话，陈诺感到一种虚脱般的疲惫，但胸腔里却燃烧着一团火。
她不再看那些记者或惊愕、或沉思、或不甘的脸，微微欠身：
“我要说的就这些。感谢关注。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还有课业，失陪。”
她拉起围巾，不再给对方任何纠缠的机会，挺直脊背，在镜头和目光的聚焦下，步伐稳定地走上电梯。
电梯门关闭，将所有的喧嚣、恶意和复杂算计隔绝在外。
她的冷汗已经浸透了内衣，手指还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但她的眼睛，却亮得惊人。
她做到了。
没有躲，没有逃。
她用方敬修教给她的思维和方式，独自面对了这场蓄谋已久的恐怖狙击。
或许还不够老练，或许留下了破绽，但她守住了最关键的口子，没有让脏水直接泼到方敬修身上，甚至，还为他进行了一次无声却有力的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