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玉林是个炮仗，一点就着。
东北军里出来的人，身上都带着一股子不讲理的横劲。
他在热河当土皇帝那会儿，就是出了名的顺毛驴，高兴了什么都好说，不高兴了敢当着满座宾客的面掀桌子。
热河丢了，他成了丧家之犬，跑到天津的租界里当寓公，这身臭脾气却没改掉半分。
小孙女让人给绑了，他起初是忍了。
对方把话递过来，又冷又硬——敢报官，就等着收尸。
他汤玉林是丢了地盘，不是丢了脸。
这种事要是捅出去，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府里，老婆子和儿媳妇天天以泪洗面，哭得他心烦意乱。
他只能咬碎了后槽牙，准备砸锅卖铁凑那五万大洋，把宝贝孙女赎回来。
可三天后，风向变了。
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一条消息，说绑他孙女的，不是什么江洋大盗，而是官面上的人。
是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的人。
更具体的说，是天津站站长王举人，亲自下的令。
“砰！”
汤玉林公馆的客厅里，一只上好的景德镇茶碗被掼在地上，摔得粉碎。
“他妈的！”汤玉林一脚踹翻了身前的红木茶几，眼珠子都红了，“老子在意大利租界里猫着，连意大利领事见了我都得喊一声‘汤公’。他姓王的一个狗屁特务头子，也敢动我汤家的人？”
汤玉林这辈子什么没见过？刀山火海都闯过来了。
他怕过谁？
当年小日本几十万关东军打到热河，他都没怕过——他只是没打赢罢了。
现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特务，骑到他脖子上拉屎，这口气他咽不下去！
当天下午，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就跟疯了似的在天津卫的大街小巷里横冲直撞。
汤玉林先是杀到了东北军旧部在天津的联络点，把桌子拍得山响，把事情原原本本吼了一遍。
接着，他又挨家挨户，去拜访了几个同样在天津当寓公的北洋老军头。
这些人虽然没了兵权，但在军政两界盘根错节，说句话比报纸头条还有分量。
晚上，汤玉林在惠中饭店摆了一桌，把天津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请了个遍。
席间，他三杯老白干下肚，借着酒劲，把孙女被绑的委屈，把王举人这个名字，又翻来覆去地骂了十几遍。
第二天一早，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好几家报馆的总编辑，桌上都多了一份没有署名的匿名信。
信里的内容写得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复兴社天津站站长王举人，指使手下，于意大利租界绑架热河前主席汤玉林之六岁孙女，勒索赎金五万大洋。信中甚至详细指明，这笔钱一半充作站内经费，另一半由王举人与华元楼掌柜杜原新私分。
几个总编辑看完信，脑门上全是冷汗。
这种材料，借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登。
得罪复兴社，跟在脖子上拴根绳，自己往房梁上踢凳子没区别。
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消息不敢见报，却能在私底下流传。
报馆的记者、编辑，哪个不是人精？
尤其是在梁承烬的人暗地里鼓动下，嘴巴上说着“不敢登”，转头就在饭局牌桌上，把这当成最劲爆的内幕消息添油加醋地讲出去。
不出两天，整个天津的军政圈子，从市长公署到警察局，从海关衙门到税务分局，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听说了这件事。
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摇头，叹息世道浇漓，人心不古。
有人拍桌，痛骂国民政府用人不当，养虎为患。
更多的人，是揣着手，幸灾乐祸地等着看好戏。
最坐不住的，是天津市公安局的刘局长。
他跟汤玉林是老交情，早年在东北军一个锅里搅过马勺。
这事传到他耳朵里，刘局长气得把手里的紫砂壶都捏出了汗。
他不是气王举人胆大包天，是气这事办得太糙，太不上台面，简直是给整个官场丢人。
刘局长在办公室里转了两圈，拿起电话，一个长途直接打到了南京。
他没打给戴笠。
他直接把电话打进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官邸。
消息，就这么插上翅膀，飞到了委员长的办公桌上。
……
而风暴的中心，天津站据点，却是一片风平浪静。
梁承烬从头到尾，没露过半点声色。
这三天，他甚至比平时更“安分”，每天准时到办公室报到，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召集下属开会，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日常的情报搜集工作。
表面上，外面那场滔天大祸，跟他梁承烬没有一文钱的关系。
只有钟定北和赵简之，心里跟明镜似的。
那根点燃汤玉林这个炮仗的引线，就是梁承烬亲手递过去的。
他通过义胜堂的门路，找到了一个跟汤家管家沾亲带故的古董商人，不着痕迹地把“真相”透了过去。
整个过程，做得滴水不漏，查无可查。
郑耀先那边也办妥了。
他从华元楼后院的烂砖头底下，挖出了王举人亲笔写的那张分赃字条。
那张薄薄的纸，现在就藏在他随身的烟盒夹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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