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点三十分，埃尔比勒市区，萨拉赫丁大街。
炎热笼罩着整座城市。
阿米尔·卡迪尔坐在自己出租车驾驶座上，车窗完全摇下，但几乎没有风。
汗水浸透了他廉价的衬衫，在后背和腋下形成深色的汗渍。
收音机里播放着午后音乐节目，女歌手沙哑的嗓音唱着关于失恋的老歌，混着电流的嘶嘶声。
他盯着计价器，已经空等了一个小时。
午后的生意总是这样。
人们要么在办公室里吹空调，要么在家中午睡。
只有像他这样付不起停车费的人，才会在烈日下苦熬。
手机震动。
是他的弟弟，在城北的汽车修理厂工作。
“阿米尔，你听说了吗？”
弟弟的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说什么秘密。
“听说什么？”
“我有个顾客，是安全总局的后勤司机。他说今天上午所有轮休人员都被紧急召回，库存的弹药和装备大批出库。他还说看到‘灰狼’的人在装车，全副武装，但穿的是便装。”
阿米尔皱了皱眉。“可能是演习吧。”
“演习会在周末突然搞？而且我听说，巴尔扎尼将军昨天突然去了基尔库克，马苏德主席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对劲。”
“别瞎猜了。”阿米尔打断他，“我们只是平民，这些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好修你的车。”
挂断电话后，阿米尔却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
他的目光忍不住投向窗外。
自治委员会大楼在几个街区外矗立，白色外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
大楼入口处，保安像往常一样站着，但似乎比平时多了一两个人。
也许弟弟是对的。
这座城市的气氛确实有些诡异。
难道真的要发生点什么事？
他启动引擎，决定去老市场区碰碰运气，那里总有需要打车的人。
车子缓缓驶入车流。
在等红灯时，阿米尔注意到路边停着三辆黑色丰田陆地巡洋舰，没有牌照，车窗贴了深色膜。
这种车在城市里不常见，但今天他已经看到好几辆了。
红灯变绿。
他踩下油门，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三辆车也动了，保持着不远不远的距离。
巧合吧。
他告诉自己。
但握方向盘的手心开始出汗。
下午一点四十分，老市场区，香料店二楼。
雅兹迪老人盘腿坐在垫子上，面前的铜盘里摊着一堆豆蔻、肉桂和小豆蔻。
他闭着眼睛，但手指熟练地将香料分类，这是六十年来形成的肌肉记忆。
楼下传来孙子和顾客讨价还价的声音，街对面烤肉的烟雾从窗户飘进来，混着香料的味道。
这是雅兹迪熟悉的世界，一个建立在气味、声音和日常节奏上的世界。
但今天有些不同。
他睁开眼睛，看向窗外狭窄的街道。
市场依然拥挤，但人群中有一些不协调的身影。
大约十几个年轻男子，三五成群，穿着普通但动作警惕，目光不停扫视四周。
他们的腰间有不易察觉的凸起。
雅兹迪经历过三次政变。
1963年、1968年、1973年。
每次政变前，市场里都会出现这样的人。
他们是先行者，是探子，是风暴来临前的第一滴雨。
他慢慢站起来，走到窗边。
街道尽头，两辆没有牌照的越野车停在那里，车里有人，但没有下车。
“爷爷？”孙子在楼梯口探头，“您需要什么吗？”
“今天早点关门。”雅兹迪说。
“可是才一点多……”
“听我的！”
老人的声音不容置疑，“让顾客离开，关上店门。然后你和你的妻子、孩子去地下室，带上水和食物，不要出来。”
孙子脸色变了。
“出什么事了？”
“暴风雨要来了。”雅兹迪看着窗外，“这次是在白天。白天的暴风雨，要么来得快，去得快，要么……特别猛烈。”
他转身走向屋内的小祈祷室。墙上挂着一幅古老的库尔德谚语刺绣：
“当鹰与鹰争斗时，麻雀要低下头。”
他跪下来，开始祈祷。不是为了任何一方，只是为了那些在这场权力游戏中注定被碾碎的普通人。
窗外，城市的喧嚣依旧。
但空气中有一种紧绷，像弓弦拉到极限前的沉默。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安全总局大楼，第七层指挥中心。
拉希德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肋骨后面狂跳，速度快得不像四十七岁的人该有的心率。
指挥中心里，四十个工作人员各自守在岗位上，敲击键盘的声音、设备嗡鸣声交织成一种紧张的白噪音。
巨大的弧形屏幕上，十六个监控画面实时传输着埃尔比勒各个角落的景象。
一切看起来正常得可怕。
左上角画面是自治委员会大楼地下停车场B2层。
三辆黑色越野车停在阴影里，车内的人员在等待。
拉希德能想象到他们的状态——肾上腺素飙升，呼吸急促，反复检查装备。
这些“灰狼”队员都是他亲自挑选的，每个人都知道今天行动的意义。
要么成为新政权建立的功臣，要么成为政变失败的叛徒。
没有中间道路。
右上角是国家电视台主控室。
技术员正在准备两点十分的新闻简报，完全不知道控制台角落里那个不起眼的黑色盒子是什么。
信号拦截器，能在三十秒内切断所有常规播出，切换为备用信号源。
那里已经预存了巴尔扎尼的讲话录像。
拉希德的目光移到中间一排画面。
财政部、内政部、通讯中心、中央电厂……
每个关键设施里都有他的棋子。
便衣的“维修工”、“快递员”、“访客”，他们已经就位，武器藏在不起眼的箱包里。
最让他担心的是第七个画面。
那是内政部长塔里克·侯赛因的办公室。
透过窗户能看到塔里克正在开会，手势激烈，显然在为什么问题争论。
塔里克是马苏德最坚定的支持者，军人出身，如果反抗，可能会流血。
但巴尔扎尼的命令很明确：尽量活捉，但必要情况下可以“采取极端措施”。
极端措施。
多么委婉的说法！
“局长，八组报告。”
手下卡米尔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
“奥马尔·哈桑没有返回财政部，手机信号消失在老市场区。我们怀疑他可能察觉了。”
拉希德的眉头拧紧。
奥马尔·哈桑，财政部长，马苏德的连襟，掌管着自治区的钱袋子和所有财务秘密。
如果让他跑了，或者在混乱中把那些账目公开……
“加派人手搜查。”
他命令道，“检查他所有可能去的地方。情妇的公寓、他弟弟的店铺、他常去的土鸡浴室。他一定在某个地方。还有，通知边境检查站，提高警戒，但不要公开他的名字——我们不想打草惊蛇。”
“是。”
第九个画面则是小马苏德的公寓。
热成像显示室内有一人，但两小时没有移动。异常。
“九组申请强行进入。”
通讯频道传来请示。
“批准。”拉希德说，“但要小心。小马苏德可能设置了陷阱。让排爆组待命。”
“明白。”
拉希德转身走向指挥台。
墙上的电子地图显示着整个埃尔比勒的实时态势。
“将军那边有新消息吗？”他问卡米尔。
卡米尔递过平板，加密讯息只有一行：
雄鹰已展翼，猎物已确认。烈日当空时，旧旗将落下。
巴尔扎尼已经安全抵达基尔库克。
马苏德确认死亡——至少巴尔扎尼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拉希德盯着“确认”两个字，试图读出字面之外的意味。
没有尸体照片，没有第三方验证，只有巴尔扎尼的一句话。
但现在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犹豫等同找死。
可他又忍不住想起三天前那个秘密会议。
巴尔扎尼在安全屋的地图前踱步，窗外是埃尔比勒的夜景。“拉希德，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下午两点吗？”
“因为政府部门都在岗，可以一网打尽？”拉希德猜测。
“那只是一部分。”巴尔扎尼停下脚步，转过身，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奇异的光，“我选择白天，是因为我要告诉所有人，包括马苏德的支持者，包括国际社会，包括历史，我不需要黑暗的掩护。我要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自信，也是警告：反抗是徒劳的。”
“但如果马苏德没死……”
“他一定会死。”巴尔扎尼的声音冷下来，“伏击会发生，马苏德会‘殉国’。然后我们以进入紧急状态和肃清内鬼的名义接管权力。干净利落。”
“但如果他活下来了？”
巴尔扎尼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
“那就让他再死一次。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
现在，拉希德站在指挥中心，看着屏幕上逐渐变绿的光点，反复咀嚼着那句话：“那就让他再死一次。”
他走到窗边。
远处的街道上，一辆垃圾车正在收运垃圾，几个孩子在路边踢足球，小贩推着冰激凌车缓缓走过。
日常的世界还在运转，完全不知道几分钟后将会发生的一切。
拉希德想起自己二十三年前加入安全部门时的誓言：“保卫寇尔德斯坦，保卫人民，捍卫法治。”
今天，他正在背叛这一切。
但他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背叛。
马苏德政权已经僵化，而且越来越绥靖软弱。
巴尔扎尼承诺建立一个更强硬、更受国际尊重的寇尔德斯坦。
为了这个未来，值得弄脏双手。
值得吗？
他没有时间深入思考。
墙上的电子钟跳到13:59:30。
三十秒。
他扫视指挥中心。
四十双眼睛看向他，空气中充满压抑的期待。有人舔着干裂的嘴唇，有人无意识地转动婚戒，有人盯着屏幕眨都不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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